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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06

我所在的索马里北部最大城市哈尔格沙市医院,是一所综合性医院,共有400张床位。除中国医生外,医院里还有少量德国医生、印度医生,索马里医生很少。护士则清一色是是索马里人。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是,当时索马里没有医科大学,仅有的少量攻读医学的索马里年轻人,都到国外学习。有的人选择去英国(索马里北部原来是英国保护地),有的人选择去意大利(索马里独立前,南部地区由意大利统治),也有的人选择去苏联(七十年代早期,苏联同索马里关系密切)。毕业后,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又选择留在国外,所以,真正学成回到索马里工作的医生不多。但是,我们在哈尔格萨医院工作期间,先后的两任医院院长都是索马里人医生。

在医院里,我负责一个20张床位的男病房(这所医院里全是大病房),病种相对单纯,主要有疟疾,登革热,风湿病,肺结核、贫血、风心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当时在索马里患者中,糖尿病很少见。另外一种常见病是营养不良。索马里北部大部分地区是干旱的沙漠,绿色植物很少,当地老百姓的食物结构极不合理,基本上没有蔬菜,因此,贫血病人、营养不良病人多很多,血色素2克左右的人十分多见。

医生查房之前,护士把病历放在每张病床上。中国医生查房时,英语、索马里语并用,护士当翻译。索马里病人普遍非常听话,如果医生说,您的病已经治愈了,等医生看下一个病人时,这个病人早已拿起自己的小包离开了病房。
内科李医生(左一),儿科董医生(中间),妇科高医生(右一)同索马里护士在一起

索马里人待人热情、友好,包括对待生人。如果病人家属送来一个大西瓜,必须切成几十块,分给每人一块。有一次病房住进一位犯人,手上戴着手铐,并有警察看护。但病房里的其他病人对他非常友好,什么东西都分给他吃。

索马里尽管国家贫穷,医院条件很差,病房就像一个大车店,但却实行全民公费医疗,包括住院患者吃饭免费。当时,哈尔格萨医院的药品大部分是我国支援的,每半年补充一次,索马里中央政府偶尔拨发一些药品、器材,但数量不多。除了治疗药物,那里的病人非常喜欢葡萄糖、维生素和各种营养药,可能是因为营养不良的缘故。

记得我的病房里有一个男孩病人,9岁,名字叫阿贝布。他患疟疾合并初期肝硬化,腹水。住院后,经过八个月的治疗,他奇迹般地痊愈了。阿贝布非常高兴,逢人就夸中国医生。阿贝布从此管我叫妈妈,每天我上班前,他都会帮我把办公室打扫的干干净净。有时我会从医疗队带两瓶水果罐头给他,他见人就说,是中国医生妈妈给的。

我回国时,他提出要和我一起来中国(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他说,妈妈家有三个妹妹,我去了可以帮妈妈干活,如果妈妈不需要我了,我再回到索马里。我离开索马里之后,阿贝布得知新来的王医生和我来自同一所医院,便不断向他打听我的情况。他说,妈妈说好回到中国以后就给我来信,可是我确一直没有收到她的来信。这是因为,当时援外有严格的纪律,回国后不许同受援国通信联系。我的小阿贝布现应该40多岁了,不知他现在怎样,我常常惦记他。

一位吉布提的病人听说哈尔格萨来了中国医生,而且医术高明,所以专程从吉布提来到哈尔格萨求医,我在门诊室接待了这位患者。这位患者患脑梗塞,已经半年,走路不稳。仔细检查之后,我决定用针灸给他治疗。经过一个多月的针灸治疗,他完全康复了。为了表达对中国医生的谢意,他给我送来一个红包(很厚的一摞美金现钞,估计大约有5000美金),被我当场谢绝。于是,他又提出请我到吉布提他的家里坐客。他说,他家经营一个很大的旅店,非常有钱。我以医院工作很忙、离不开为由,委婉地谢绝了他。

几个月之后,这位病人又托人从沙特阿拉伯给我带来一块小方表,日本精工,样子非常好看。我对来人解释说,我们是中国医生,我们有纪律,不能收患者的礼物。那位受托的索马里朋友很不高兴。后来。还是周翻译出面帮我解了围,说服来人收下了我的50先令,我才把表收下。回国后,我的三个女儿都喜欢这块手表,姐妹三个轮流带。可惜,后来这块手表不小心丢掉了,我至今为此而感到痛心。

我到索马里后,由于天气然热,水土不服,胃肠道感觉不适,后来发展成了肠扭转,不得不手术治疗。整个手术过程周洪立同志在前文《医生变患者》中已经说得很详细,我就不重复了。手术结束后,推出手术室,发现外边积聚了上百名索马里患者和家属,他们都在念古兰经,为我祈祷。埃及、罗马尼亚、意大利等国驻哈尔格萨领事馆,朝鲜专家组官员,也纷纷前来来探望,让我非常感动。

本文是中国援助索马里医疗队内科医生—-我的队友李淑珍—-应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李医生比我晚到索马里近半年,其中一段又被医疗队总部派到索马里南部的港口城市基斯马尤,但我们有一年多时间在一个医疗队工作,共同经历了许多事情。接下来,还将陆续发表李大夫的几篇文章,作为我的回忆录的补充。除了李医生的文章之外,我还将尽可能请其他几位曾经一起在索马里工作过的同志,也来写几篇文章,大家共同回忆那一段援外的历史。

我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参加吉林省哲盟援助索马里医疗队。到索马里后,在首都—摩加迪沙休息一周后,被分配到北部哈尔格沙市医院工作。那里气温25―30℃,很适合中国人居住。

当时我的英语水平很低,因为初中、高中、大学全学俄语。出国半年前开始自学英语,临行前,吉林省卫生厅发给援外人员每人一本医用英语手册,但一时也难以掌握。因为英语不过关,一出国门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赴索马里的路上,经过埃赛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在那里住了三天。一天晚上,房间里的灯泡坏了,如何用英语说话,请电工来修理,全然不知,翻译又不在一层楼,电话也不会打,无奈,只好摸黑一夜。

到了哈尔格萨后,也先后出过几次笑话。我到医院上班之后,面对众多的患者,无法张嘴说话,

2012-03-03

70年代,中国医疗队在索马里共有五个分队,分别是首都摩加迪沙、南部的基斯马尤,北部的哈尔格萨,和中部的贝莱特温、加拉卡友。其中条件较好的是首都摩加迪沙和北部的哈尔格萨。我到索马里后,因工作需要,有一段,医疗队总部把我从北部的哈尔格萨调到索马里南部城市—基斯马尤。

基斯马尤位于索马里的最南端,南面靠近肯尼亚,在赤道线上,立有赤道杯(听说世界有二个赤道杯,另一个在乌干达)。在那里,一天中大部分时间太阳就在头顶上,人站在地上看不见自己的影子。地面温度极高,摄氏六七十度,把鸡蛋放在沙滩上,一会功夫就会烫熟。(李医生和另外一名女医生,清早在赤道碑前留念)

我刚到基斯马尤时,发现男医生在宿舍里光膀子,只穿三角裤衩,很反感,看不惯,其中有我大学同学杨政权医生。我于是一脸严肃地向他们提出意见:您们文明点,穿上背心和大裤头。他笑嘻嘻地回答说:您刚到,不知道这里热到什么程度。大使馆的领导来,我们也是这样穿法。那时候,非洲的索马里还没有空调。基斯马尤不但气温高,室内温度40来度,而且湿度大,始终在100度上下。几天下来,我也受不了,也开始尽量少穿,并且对男医生光膀子也见怪不怪了。

在基斯马尤,中国医生每天固定8次冲凉:餐前、餐后、班前、班后、睡觉前后都得冲一次澡。为了尽可能凉快些,我们常常把床垫子拿掉,只睡木板床。有的医生把园木头放在双膝关节下,尽量使身体和床接触面小些。

这还不算,夜里各种吵杂的声音也让我们无法入睡。索马里人每天早晨三点钟广播古兰经,全市人都起来诵经,雷打不动。每到凌晨三点,大喇叭一响,我立刻从睡梦中想来,随后,便长时间无法入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的很长时间(哈尔格萨也一样),半年后,才逐步适应。

夜里越是睡不着,越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医疗队驻地客厅的挂钟半小时一打点,吵得我和炊事员小曹都失眠。一天早晨,我突然发现挂钟不打点了,一问才知道,是厨师小曹实在受不了,半夜起来把打点的钟摆拿掉了。

基斯马尤医疗队驻地两边都是电影院,每天放映印度电影,一直放到半夜。印度电影又唱又跳,载歌载舞,声音特别大,而我们又必须开着窗子睡觉,因此深受其扰,整夜难以入睡。久而久之,我心跳加快,出现期前收缩。医疗队为了照顾我的身体健康,决定把我又调回北部哈尔格萨。那时援外,的确是比较艰苦的。但是,最后大家都坚持下来了,现在回忆起来,感到十分欣慰、自豪。

我的非洲回忆录第91篇文章《可爱的澳大利亚女孩》2月20日中午发表以后,经新浪博客推荐,立刻受到网友们的热情关注,短短三天时间,已经有八千多位网友看过,许多人对这位当时二十出头的澳大利亚姑娘不远万里,到贫困的非洲为难民服务,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更让我感动的是,在得知我希望能在33年后再次与她取得联系的心情之后,许多网友伸出了援助之手,帮我出主意,想办法。

博文发表的当天下午五点左右,一位叫三乐教育的网友就留言给我,建议我用Google来找。我当即给他回复,表示感谢,并答应一试。但是,由于当时手头另外有其他事情,直到21号上午我才登陆Google。

当天晚上八点左右, 一位叫Anna 的网友留言,说她按照我提供的名字, 已经在脸谱上找到了Cecilia Liddle, 并同她取得了联系,Cecilia 问 Anna,写文章的人当时在哪个国家,是不是索马里,Anna回答是。第二天早上(2月21日)九点,我一打开电脑,又发现Anna 一个小时前新的留言。留言中她说,她把我在文中配发的照片发给了 Cecilia,Cecilia 确认照片中的人就是她。Anna 同时把Cecilia 回复的邮件转发给了我。

Hi Anna,

That is really amazing and yes it is me and my friend Marilyn who wasa paediatrician. Do I know you though? Are you at ACU? Your friend must have worked at Hargeysa Hospital in Northern Somalia.

Wow!That was a long time ago. We made some recordings of English for the doctors there and one of the doctors showed us a little about

Acupuncture which was very new to me at that time.
I would love to hear from Henry Chow.

It is a very small world.
Thanks for contacting me.

(邮件译文:你好Anna,实在太惊奇了,照片上的人的确是我和Marilyn,她是一名儿科医生。我和你,我们认识吗,你是否也在ACU大学?你的朋友当时肯定在索马里北部的哈尔格萨医院工作过。哇,那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记得当时我们还给(中国)医生们用录音磁带录过英语,(中国)医生则给我们演示了针灸,我感到十分新奇。我非常愿意同周先生取得联系,世界太小了。谢谢你同我联系。)

我当即给Anna留言,对她表示感谢,并把我的邮箱地址给了她,请她转发给Cecilai,以便Cecilai能直接同我联系。

于此同时,我登陆了Google。令我惊奇的是, 当我把Cecilia Liddle的名字输入电脑后,屏幕上立刻显示出Cecilia Liddle的详细信息。我得知,她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天主教大学任教。我当即确信, 她就是我要找的Cecilia Liddle,因为她在当年写给我的介绍中就曾提到,她中学读的是天主教教会学校。上面没有她的地址,但是有电话号码。我当即按照屏幕显示的号码拨了过去,可惜,没有人接。于是,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留言。

几乎在我回复 Anna留言的同时,又收到了一位叫Emmanuelhan 的网友的留言。说他认识我要找的人,他们同在一所大学—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他本人在这所大学攻读护理学学士学位,Cecilia 在这里当老师,讲授护理课程。让我更加高兴地是, Emmanuel 把Cecilia 的邮箱地址一并告诉了我。我于是马上按照这个地址,给Cecilia 发去了一封简单的邮件。随后, 我再次拨通了Cecilasi 办公室的电话,可惜的是,仍没有人接听。

22日一早,我开车外车办事,路上, 我用手机我第三次拨通了Cecilia 办公室的电话,一个热情的小伙子的声音确认,这里的确是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Cecilia的办公室,但是她现在不在,他会把我的信息尽快转达给Cecilia。一小时后(大约十点左右),我的诺基亚手机传来一声悦耳的响声,提示有邮件到达。我迅速打开邮箱,Cecilia的邮件立刻出现在我的眼前。这时距离我发表《可爱的澳大利亚女孩》这篇博文不到24小时。

我在为成功找到33年前在非洲结识的朋友而感到高兴的同时,更为网友们的热心所感动。在这里, 我要再次感谢网友三乐教育,Anna 和 Emmanuel Han,以及其他众多支持我的网友,谢谢你们!

前文中我曾经谈到,当年在非洲援外,条件比较差,非常艰苦,其中有些艰苦的程度是现在很难想象的。应该说,国家对援外人员总体上还是非常关心的,所有的援外专家组都有自己的厨师,吃饭不成问题。工作环境有时比较艰苦,也容易克服。

最大的问题是非洲距离祖国遥远,远离亲人,通讯不便,加之业余生活十分匮乏,因此,大家普遍感到寂寞,业余时间不容易打发。所有这些,我在前面都有专门的文章向大家做过介绍。其中包括第14篇《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第30篇《欢天喜地迎信使》,第42 篇《非洲的漫漫长夜》,第 43篇《歌声伴随医疗队》,等等。同时,由于活动范围相对狭小,长时间同有限的人群接触,人们的情绪往往容易急躁,队伍中小的摩擦、人与人之间小的不愉快,时有发生。用医学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压抑心理综合征”。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些小的矛盾没有得到及时解决,久而久之,就会发展成大的矛盾,有时甚至会酿成悲剧。早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长期驻外的人员,对此都有切身体会。我们到达索马里不久,就传来某亚洲国家大使管内部闹矛盾,导致一位家属跳楼自杀的消息(由于那个国家的使馆就在中国医疗队摩加迪沙总部附近,所以对大家震动较大),据说死者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女性,大家不免为之惋惜。

然而,不曾想到的是,我们这一批中国医疗队在索马里期间,其他中国专家组也发生了类似的悲剧。一天晚上,医疗队总部突然接到了大使馆打来的电话,说中国专家组大院有人中毒,要求医疗队马上派医生前去抢救。医疗队接到电话后,立即派出几位医生紧急赶往中国专家组驻地,医疗队外科护士小石作为助手随同前往。

在写这篇博文之前,为了了解有关情况,我曾专门打电话到吉林省辽源市,找到了已经退休在家休息的石秀臣护士。据石护士介绍,医生们赶到现场后,立即展开急救,但是,由于患者中毒较深,发现时间较晚,最终,抢救宣告失败。看着眼前的情景,赶去抢救的医生、在场的使馆领导、各专家组的师傅,大家都痛心不已,许多人留下了眼泪。一个年轻轻的小伙子,就这样死在了异国他乡,而且临时也没能闭上自己的双眼。这一不幸的消息,在中国援助索马里各专家组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不行的事件呢,对此,大家都感到十分困惑。左侧即为外科护士石秀臣,摄于摩加迪沙伯纳第尔医院院内。

石护士(中)在带索马里护士,摄于中国援建的索马里首都伯纳第尔医院手术室。

后来才知道,其实,原因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引起的。死者作为专家组的翻译,负责采购食品。在当时的索马里,所有的采购都面对市场上的小摊贩,没有正式的商场,也没有发票。在这样的市场上购买蔬菜、肉类等,经常会发生付款后索马里小商小贩不找零钱的情况,一个月下来,往往就会出现少量的现金差额,少则三五个先令,多则十个、八个先令。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当事人便会定期做出统计,向领导汇报,领导签字后,予以报销。这在当时的索马里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足为怪。

但是,人多嘴杂,专家组中的个别人对这件事偶尔有些这样那样的议论,对此,翻译感到十分委屈。加上一些其他小的矛盾,让这个同志心情很不愉快,长期郁郁寡欢。专家组领导发现了这个情况后,一面开始正面做他的思想工作,一面派人留意,防止意外的发生。那一天晚上,专家组大院里有娱乐活动,负责照顾这位同志的人出去看了一眼,这位翻译于是把早已准备好的一瓶农药喝了下去(那个专家组是农业专家组,帮助索马里种水稻)。等到被人发现,为时已晚,以致抢救无效。

为了援助非洲人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许多人克服重重困难,在非洲大地上辛勤工作,默默付出,一些人甚牺牲了自己生命。前文曾经提到,为了援助非洲修建坦赞铁路,66人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长眠在非洲的原野。在索马里,除了这位不幸去世的同志和前面文章中提到的、因车祸去世的医疗队翻译之外,中国援助索马里专家组还有另外一个人不幸在索马里去世。在我们来到索马里之前,索马里南部一个中国专家组的同志,饭后在驻地门口的马路旁乘凉,被一辆失控的大货车丛身上碾过,当场死亡,肇事者是一位索马里司机。

这次意外事件对大使馆和专家组都是一个巨大的震动,从那以后,大使馆经商处和专家组都更加重视援外人员的思想工作,及时化解矛盾。同时,更加关注专家组内部的业余生活,要求国内有关部门定期到国外,为援外人员放映电影,组织各类参观、交流活动,丰富援外人员的业余生活。

在这里,谨向在援外事业中失去宝贵生命的战友,表示沉痛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2012-03-01

我在回忆录的第35篇《可爱的年轻自愿者》中,曾经向读者介绍了当年与中国医疗队同期在索马里救助难民的志愿者。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志愿者,那些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不为名、不为利,诚心诚意帮助受苦受难非洲人民的精神,委实让我感动,至今难忘。

他们中间,有些人的家境很好,不存在生活没有着落的问题,其中不少人还是大学毕业生,有一技之长,很容易在自己的国家找到一份工作;有的人则家境并不宽裕,事业上也没有打下什么基础,自己还没有站稳脚跟。但是,他们都凭借一颗博爱之心,一颗同情之心,或者放弃自己的舒服生活,或把自己的事先放在一旁,甘心情愿到条件非常艰苦的非洲来做志愿者,分文不取,一干就是几个月,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当时我就被他们的这种无私精神所感动,把他们同我们自己做过比较。虽然我们也在非洲援外,条件也比较艰苦,但是,毕竟我们是国家行为,是政府派我们出国援外的。我们有国家配备的厨师,国内工资照发,境外每月还发给少量的零佣金,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而他们完全是个人行为,不但在做志愿者期间要自己照顾自己,回国以后也要一切从头开始。这同我从书本上了解到的非常不同。这些来自西方国家的年轻人,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要么是纨绔子弟,游手好闲,要么高高在上,冷漠无情。据介绍,在这些年轻的自愿者当中,有的人家庭非常富有,父母是亿万富翁,但我们却看不出,谁是富家子弟,因为他们都很低调,同其他年轻人相比,没有任何的不同。

(内科李淑珍医生同自愿者女孩留影,摄于自愿者驻地门前)

最近一个时期,在我国的媒体上,不时听到各种让人心痛的报道:或者见死不救、对需要帮助的人麻木不仁、无动于衷;或者被救助的人反咬一口、诬陷施救者;个别年轻人要么张扬、炫富,要么比爹,“我爹是某某某”。说心里话,我真的搞不懂,我们到底怎么了,是哪里除了毛病。每当这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非洲那些年轻的志愿者。

在我先后接触的几十个志愿者当中,有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女孩儿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因此后来接触也比较多。我在《可爱的年轻自愿者》那篇文章中,曾经提到他的名字,她叫Cecilia Liddle。当时本想贴上一张她的照片,但我翻遍了所有的照片,竟没有她的一张,不免为之惋惜。前几天,我收到李淑珍医生从东北寄来的特快专递,在几十张照片中,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女孩的照片,顿时欣喜若狂。望着眼前的照片,三十多年前的情景不断出现在我的眼前。于是我决定,专门写一篇关于她的文章。
(右侧的女孩儿就是Cecilia Liddle,依次为妇科高医生,内科李医生和另一位来自英国的自愿者。)

在那些年轻的自愿者当中, Cecilia 并不十分引人注目。她个子很小(大约一米五十四、五十五左右),比其他女孩子们整整矮一头。红红的脸蛋上,长满了淡淡的雀斑。但是,弯弯的眉下,她的一双眼睛非常有神,微笑的脸上长着一对浅浅的酒窝,看上去非常友好、文静、非常自信。她待人热情,诚恳,和她聊天的时候,她会一直笑眯眯地看着你的眼睛。我和李大夫应邀去他们的驻地拜访的时候,给我们可口可乐、第一个请我们跳舞的,都是她。除此之外,她带有明显澳大利亚口音的英语也使她与众不同。后来,中国医疗队几次请他们吃饭,每次她都会参加,因此,彼此更熟悉了。

为了了解澳大利亚英语与英美英语之间的差异,我请她当我的老师,向我介绍一些澳大利亚特有的表达方式,她满口答应。为此,我买了一个小本子(同我记日记的本子一摸一样)交给她。这个小本子,连同我在索马里写的日记,我一直保留至今,去年初开始写回忆录时,还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这就是我交给Cecilia 的笔记本。)

这个小笔记本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我写给她的一封信(日期是1979年12月14日),希望她帮我推荐一些常用澳大利亚英语的习语、俚语,有趣的表达方法,如果有可能,也介绍一下她自己。第二部分是她为我写的一篇很长的文章,介绍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她的童年和学校生活。第三部分是她向我推荐的几十个常用英语习语、俚语。

(这是我写在本子的前面,请她帮助我英语学习的信,时间是1979年12月14日。)

(这是她写的、介绍自己和她的家庭的文章。)

(这是她向我介绍的一些澳大利亚英语的习语、俚语。)

在她的文章中,她写道,她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澳大利亚家庭,父亲是学历史和文学的,对文学和园艺很感兴趣,但他选择的职业是一名女性发型师。她清楚记得,小时候常常坐在爸爸的腿上,听爸爸用他那浑厚的声音背诵英国诗人基慈或者大文豪莎士比亚的诗句。她的母亲是一个药剂师,家里开了一个小药店。小的时候,妈妈常常带着她照看药店。后来在同我聊天的时候,她补充说,她从小从她爸爸那里得到的启发是,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你自己喜欢,对社会有用就好。而她从妈妈那里受到的熏陶是,人与人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要有同情心,对需要帮助的人要马上伸出援助之手。助人为乐,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根深蒂固。

她小的时候比较顽皮,贪玩,有一个学期,她甚至从教会学校里逃了出来。她的中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学校的条件和教学质量堪称一流,但是在她看来,这所学校在戏剧、音乐、体育等方面不够理想。在那里,她不但受到了正规的教育,同时也长成了一个大姑娘。没有念大学的她,并没有感到自卑,也没有自暴自弃,在事业和家庭都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下,二十四五岁的她,自己报名,来到索马里做志愿者,帮助难民。给我的感觉她很超脱,看不到任何功利主义的影子,既不在乎自己是否富有,也不担心自己未来的前途,对自己充满了自信。一个多么富有同情心的女孩,一个心理多么健康的女孩。

她在我的小本子上,曾经留下了她在澳大利亚详细的地址,包括电话号码。回国后,有几次我曾经想同她联系,但想来想去,还是放弃了,因为那个年代,是不可以同国外有联系的。改革开放后,大约九十年代初,我曾经按照她留下的号码拨过电话,发现号码已不存在。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她也已经五十多岁,不知道现在她在哪里,在做什么。真希望她能读懂中文,能看到这篇文章,突然一天早上,在我的博客上发现她的留言:Hi, Henry,it is me ,Cecilia,I am here。(Henry是我的英文名字)

惊喜:这几天,我把索马里的照片重新仔细翻了一遍,让我无比欣喜的是, 我居然找到了一张我同Cecilia Liddle的合影!
(摄于中国医疗队驻地。高个子的女孩是英国自愿者Merilyn)

2012-02-18

说明: 李肇星作为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工作十分繁忙,他能抽出时间看我写的不成样的文章,还专门为我写前言,让我非常感动。经肇星主任同意,我把他为我的非洲回忆录《援外手记》所写的前言首先发表在这里。借此机会,再次对他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大洋遮不住,中非并肩行

——《援外手记—-非洲之角的日日夜夜》前言

我和《援外手记—-非洲之角的日日夜夜》的作者周洪立有缘。他是吉林乡下人,我是山东乡下人。我爷爷早年闯关东,到过他的家乡。我小时候多次听爷爷讲东三省当年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说那方热土救过不少山东人。更有缘的是,我和周都把美好青春的一部分献给了伟大的非洲人民和中非友谊。

四十多年前,我首次被外派是到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一住就是七年。洪立去了肯的邻国——非洲之角索马里。他参加中国援索的医疗队,工作在第一线,有更多机会接触非洲民众,为最弱势的群体服务。他的工作条件比我苦,付出的辛劳比我多。这本手记就是他作为医疗队队队员对在索日日夜夜的亲切回顾。正如著名作家张抗抗所说,这本书“尽可能准确地复原当年的国内外历史背景、真实描述索马里的自然地理环境与风土人情、忠实记录中国医生的辛勤工作及思乡之情”。

我喜欢这本“援外手记”,愿意向读者推荐。

中索分别位于亚洲和非洲,相距说远也远,说近也近。浩瀚的海洋将两国分离开来,也连在一起。“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从1405年起,明朝航海家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4次到达非洲东海岸,至少有一次到过索马里。那里至今还有“郑和村”等中国船队到访遗迹,据说还有中国遇险获救海员的后代。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中索相互支持,情深谊长。1986年,我随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访索,曾聆听李主席高度评价索人民的光荣爱国主义传统。

20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为索援建了一批包括摩加迪沙体育场、贝纳迪尔妇女儿童医院、国家大剧院等在内的大项目,索则顶住西方压力,和其他非洲国家一起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发挥重要作用。毛主席说,“中国是被非洲朋友抬进联合国的”。在挫败反华“人权”提案、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申办奥运会等问题上,索都支持中国立场。

中索和中非有许多共同关切和利益。我们都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剥削,在民族解放的漫长斗争中曾相互帮助,我们目前又面临共同或相似的挑战,有充分理由和巨大潜力进行平等互利合作。

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进步巨大。个别大国对这一点内心并不十分舒畅,表面上却吹捧中国已是发达国家,甚至创建了“中国威胁论”。以促进南南合作为宗旨的“南方中心”最近援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说,2010年在184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中国位居第91,仅为4832美元,约为美国46,860美元的十分之一;排名第一的卢森堡人均108,952美元;非洲国家中赤道几内亚、加蓬、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南非、纳米比亚都高于中国,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显而易见。全国人大外事委副主任委员南振中日前补充说,至少还另有五个非洲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中国。南方中心执行主任马丁最近指出,硬说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恐怕是为了挑拨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困难见真知,雪中炭比锦上花更可贵。中国重义重情,重事实,永远不忘老朋友、穷朋友,不欺软怕硬、嫌贫爱富。我们自力更生、和平发展、勤俭节约,同时应邀向包括索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定援助,开展包括医疗卫生领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自1963起,中国先后向40多个非洲国家派出近两万名医务人员和象本书作者那样的翻译以及司机、厨师等。他们为非洲患者治疗两亿多人次,建医院100多所,培训数以万计的医生护士,不知多少医患关系和师生关系成为朋友关系。

读这本书能增强对“帮人就是助己”的认识,更珍惜友情,更坚定以有效劳动参与改革不合理国际秩序、为全人类谋幸福的理念和决心。

(写于2012龙年春正月,在日内瓦南方中心与坦桑尼亚前总统姆卡帕会晤后,经卢森堡前往波恩远郊恩格斯故居途中。)

4、典型的非洲大树,形状像一把支开的大伞。这种树枝杈很多,很密,因此,尽管树的叶子很小很小,但整个大树仍然能够遮阴。密密麻麻的树枝上面长满了坚硬的刺,刺上长满白色的粉末,一不小心被刺到,很痛很痛。(参考博文第6篇《走进非洲》)。

(李淑珍医生在大树前留影)

5、哈尔格萨街景,李大夫身边的蓝色汽车,就是我开的、索方为医疗队提供的交通工具—-一辆丰田越野车(参考博文第17篇, 《没有红绿灯的大城市》。
(我为李淑珍医生拍摄于哈尔格萨市中心马路上)

6、哈尔格萨医院—中国医疗队工作的医院。背景为病房(同上)。(李淑珍医生同护士,摄于哈尔格萨医院)

(外科医生车大夫,内科李医生,同索马里护士和哈尔格萨护士学校的黎巴嫩教师在医院内合影)

7、医生们人手一台的收录两用机,收录机伴随医生们度过一个又一个非洲的慢慢长夜(参考博文第43篇《歌声伴随医疗队》)。(照片背景的小桌上,放着李大夫买的收录两用机。收录机是当时在索马里援外每位医生必备。当时市场上主要有三洋、松下、菲利普等几种品牌。李大夫的收录机是三洋牌,我买的是松下牌。)

8、摩加迪沙中国医疗队大院,背景是医生宿舍的门廊(参考博文第84篇《难以弥补的缺憾A》)。(李淑珍医生同妇产科王凤兰医生摄于摩加迪沙中国医疗队大院。王凤兰回国后先后任吉林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卫生部妇幼保健司司长。)

9、亚丁湾(参考博文第33篇《湛蓝的亚丁湾》)。(右起:外科景医生,厨师小王,儿科董医生、内科李医生,摄于亚丁湾。)

(同上。左起:我,李医生,董医生,摄于亚丁湾。去索马里前,没有想到会有机会到海里游泳,所以没有人带游泳衣,在当地也没用看到卖游泳衣的。耐不住火热的太阳,男医生们有时会套上两件短裤下海,女医生则只能在岸上“晒太阳”。为了避免女医生在岸上晒得太久,大家每次下海时间都很短,少则十几分钟,多则半个小时,然后赶快上车离去。由于没有办法冲凉,所以,虽然泡在海水里时十分惬意,上岸后却很不舒服。)

10、中国医生同索马里朋友合影。(参考博文第21篇《最受欢迎的人》)。
(中国医生在索马里非常受尊敬,受欢迎,经常会有人要求同医生合影留念。为了表示索马里人同中国医生亲如一家,有时他们会希望中国医生穿上索马里民族服装同他们合影。这张照片就是中国医疗队部分队员穿着索马里民族服装,同医院工作人员和部分患者的合影。前排右起第二个是我,第三位是哈尔格萨医院院长穆哈默德哈森,第四位是外科车大夫,第六位是外科景大夫。

(李医生穿索马里民族服装拍摄的照片,地点在中国医疗队驻地院内.)

作为我的非洲回忆录《援外手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随博文陆续发表了几十幅当年在非洲援外期间、在各种场合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虽然时间已经十分久远,拍摄的质量大都不是很好,而且其中许多又是黑白照片,效果不是十分理想,但是,它们毕竟是当年现场拍摄的照片,生动的记录、反应了当时非洲的现状和医疗队的工作、生活情况,对于回忆录来说,是很好的补充,也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共鸣和好奇。

如上篇文章说到的那样,由于照片的数量有限,一些应该配上照片的地方没有照片,所以,许多网友感到很不解渴,纷纷留言,希望能有更多的照片贴出来。为此,春节期间和春节过后,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寻找当年一起到索马里援外的同事。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不懈的努力,迄今为止,我已经先后同当时大使馆的三等秘书杨振论、李美华夫妇,大使的秘书张海峰,和当时医疗队的内科医生李淑珍取得了联系。他们除了向我表达了看到回忆录时的喜悦心情外,还就一些细节提出了补充或修正。更令我兴奋的是,他们提供了一些当年在索马里期间拍摄的照片,其中一些照片是回忆录非常需要的。

这两天,我陆续收到了他们通过快递和电子邮件发来的照片,一共有几十幅之多。我现在把其中一些照片加上说明,发表在这里,供网友们欣赏。随后我会把这些照片按照文章的顺序,补充到博文当中去。(今天贴出的照片,均由李淑珍医生提供,在此深表感谢)

1、鸵鸟蛋,龙虾壳。(参考博文第12篇《大龙虾,鸵鸟蛋》,第31篇《同鸵鸟赛跑》,和第83篇《印度洋捉龙虾》。

2、中国援建的摩加迪沙体育馆(部分外景,参考博文84篇《难以弥补的缺憾》。

3、赤道碑(参考博文第83篇, 印度洋捉龙虾)。

(未完待续)

前面两篇文章里,罗列了我的非洲回忆录中,应该配发照片但没有照片可配的场景。其实,应该记录下来的远不止这些,现在回忆起来,委实感到遗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是我本文要向网友交代的。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刚刚结束,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老百姓的生活都很困难。包括被选中出国援外的医护人员,大家的经济状况普遍都不宽裕,很少有人有照相机。记得,在我们这批增派索马里的医疗队里,没有一个人有照相机。

医疗队赴索马里途中路过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时,见到中国专家组的师傅们手上有彩色照片,医疗队的医生们一个个都羡慕不已。那是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彩色照片,照片上那嫩绿的树叶、鲜红的花朵,是那么的赏心悦目,让我不敢相信我的双眼。我估计,大多数医生出国前同我一样,也没有看到过彩色照片。在那里住了几天之后,同专家组的师傅们混熟了,个别热心的师傅帮助医生拍了几张彩色照片,医生们兴奋不已。我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专家组的师傅,所以,在亚的斯亚贝巴等航班住了一周,我没能留下一张照片。

到达索马里初期,人生地不熟,也借不到相机,所以那一阶段的照片很少。唯一的一次机会是,大使馆组织医疗队到摩加迪沙郊区阿夫高依农场参观,使馆人员和医疗队总部的人陪同,带了相机,拍了不少照片,包括我再前文中贴出的、在香蕉园里和在木瓜树下照的那些照片。这些照片对于刚到索马里的医疗队员们来说,十分珍贵,大家都在第一时间把这些照片通过信使寄回了国内。

医疗队在哈尔格萨期间,经常有国内的代表团来访,他们一般都随身带有照相机,因此,每当有代表团来,就会为大家拍一些照片。来访客人中也包括新华社住摩加迪沙记者。当年新华社驻摩加迪沙记者站首席记者朱世达就为大家拍了很多照片,医生们非常高兴。但是,所有这些照片一律是黑白照片。拍摄照片最多的一次是程慕华副总理访问摩加迪沙。代表团的随团记者非常热心,在不少场合为大家拍了许多照片。我至今非常感谢他,但遗憾的是,连他的姓名也不知道。

后期,逐渐开始有了一点彩色照片。原因是,一些在国外打工(主要是沙特、阿联酋等地)的索马里人回国就医,他们有的人身上带着相机和彩色胶卷,为了表达对中国医生的感谢,常常提出合影留念。另外一部分彩色照片是国际组织在哈尔格萨的工作人员(他们大多是来自英国、法国、或者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帮助我们拍摄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回忆录中贴出来的彩色照片,大多是在索马里后期的照片。医疗队回国途中路过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在那里停留一周,等待中国民航的班机,期间拍摄的照片都是彩色的。能把它们贴在这里,让网友们看到三十多年前非洲的景象,我感到很欣慰。

在当时,我是多么希望能有一部照相机呀!越到后来,这种欲望越强烈。因此,我开始留意哈尔格萨各家商店,看有没有照相机出售。我还把我想买一架照相机的想法同一个开店的印度朋友讲了,希望他也能帮我留意。过了不久,这位叫Jito 的印度小伙子的确从博贝拉港口给我找来了一部崭新的相机,但是一问价格,我立刻把我吓了回来。我两年的零用钱全部给他,也不够买这部相机。

后来,我偶然在另一家当地的小商店里看到了一部苏联产的基辅牌旧照相机。一问,才知道这部相机有毛病,有时会跑光。正因为是一部有毛病的旧相机,所以要价不高。我急于有一部自己的相机,饥不择食,于是当场买了下来。

(这就是我在哈尔格萨一家小店中第一眼看到的那部苏联产基辅牌相机)

(给我的感觉,这部相机的质量还是可以的,虽然没有德国相机好,但在当时也算不错的相机。回国后,我曾想找人帮我把相机的毛病修好,但一直没有顾得上。后来买了新的相机,就把它抛在一边了。现在数码相机已经普及,更用不着它了。不过,我倒是决定,一定要找人把它修好,作为永久的纪念。)

我买到相机后,大家都非常兴奋。第二天,我便买了一卷黑白胶卷(那时哈尔格萨还买不到彩色胶卷),在院子里给大家拍照。没想到,晚上冲洗出来一看,发现大部分底片都有一道走光,只有少数几张照片勉强能看,大家见状都非常扫兴。我不甘心,那一天夜里把照相机后盖拆下来,反复检查,也没看出什么名堂。第二天又买来一个胶卷试验,结果还是一样。于是,我不得不放弃,把相机放到了箱子底下,从此再没拿出来。

医疗队回国时,我把它翻了出来,考虑带走还是扔掉。几经思考,最后还是决定把它带回国内,作为纪念。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迄今为止,它成为我从非洲带回来的少有的几件纪念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