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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2

 

 

         19947月份,北京的天气闷热难当,人们每天浸在汗水里,不知所措。一天晚上,饭后我正坐在电风扇前吹风(那时经济条件差,还装不起空调),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着电视。突然,家里的电话铃声响了。拿起听筒一听,原来是老朋友李肇星的声音。肇星1993年受命赴美,任中国驻联合国特命全权大使,我们已经有一阵子没有见面了。 

    “我回来了”,那边他说。“什么时候回来的?小梅(肇星爱人)回来没有?能呆多久?” ,我这边我问。“回来述职,能呆些日子。” “咱们哪天聚聚。天这么热, 周末到海边避避暑怎么样?”我提议。“那当然好了。”他高兴地回答。于是我当即拨通了我的老朋友,天津泰达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李东辉的电话。因为他的名字和台湾李登辉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 所以我有时诙谐地称他“伪总统 ”。

    “伪总统阁下, 我的老朋友李肇星从美国回来述职, 天这么热, 我想拉他全家过来,到天津避暑,洗洗海水澡,能安排么?”

    “那还有什么说,欢迎呀。”

    于是, 周末我们两家一起开车来到了塘沽。李主任为了欢迎李大使,特地做了精心安排,住在开发区招待所。一顿丰盛的海鲜午餐之后,李主任亲自陪同,到海边去洗海水澡。那时, 开发区还处在建设的初期, 路况比较差,去海边浴场的路不但很窄,而且坑坑洼洼,很不好走。为了确保中国驻美特命全权大使的安全,李主任还专门安排了一辆警车在前面开路。但是, 因为路窄,只有一来一往两道,车又多,完全没有回旋的余地,所以,车子走的很慢,十几公里的路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们一个个人在车里闷的不得了,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都巴不得马上跳到水里,洗个痛快。

    好歹赶到了海滨浴场, 我一看,不免有些失望。这里的浴场远不像想象的那种,宽阔的沙滩, 蓝蓝的海水,一顶顶五颜六色的遮阳伞。所谓海滨浴场, 只是在海堤内侧围起来的一个大池子,面积有限, 水也不是那么清(估计现在条件会好多了)。本想抱怨两句,一想这也不是主人的错,所以到了嘴边的话又咽回去了。

    由于一路上热得够呛, 大家也顾不上许多,纷纷更衣下水。到了水里, 自然是凉快许多, 我和肇星这一句那一句的聊着, 两位夫人也在一起说个不停。一转眼,一个小时过去了,这时,我才想起禾禾,肇星的儿子。当时天色渐晚,光线已经不足,我和肇星在池子里来回找了几圈没有看到禾禾的影子。我喊了几声,也没有响应。于是我有些急了,小梅脸上也露出了焦急的表情。我预感到事情的严重。心想,这要是出了事,可怎么交代呀!本来是好事, 万一出点什么事, 这不是我的责任么。

    我看了一眼肇星, 感觉他似乎不是那么着急。大家又找了一会,还是没有结果, 于是, 我更加急了,要去通报李主任,让他帮助想办法找人。这时, 肇星不紧不慢的和我说:“不要惊动李主任, 估计这小子嫌这池子小,跑到大堤外面下海了。”听到他这么说,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块石头落地了,大体知道了他的去向。但几乎与此同时, 我又担心起来。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游到大海里去, 旁面没有一个大人,而且天已经晚了,也不知道孩子的水性如何。

大家不约而同,都聚到的大堤上, 向海里眺望,焦急的等待。这时已经是晚上六七点钟的样子,已经很难看清水面。又过了几分钟,隐隐约约看见水面上一个小脑瓜在动,我们喊禾禾的名字,也没有回答的声音。水里的影子游动的很快,不一会就到了岸边。上来一看, 果然是禾禾。我悬在喉咙的一颗心终于落地了。

    后来我才知道, 禾禾的水性很好。肇星之所以稳坐泰山,是对自己的儿子了如指掌, 充满信心。这孩子后来果然很有出息,考上了美国常青藤学校,宾州大学,并在那里读完了研究生。

2010-02-17
 

标签:杂谈

 

 

    1998年,在上海工作期间,我因公出差到华盛顿,顺路来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看望我的老朋友,中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李肇星。几年不见,再次见面自然是很高兴。中午,李大使主动提出要请我们(我和我的同事)到外面下馆子,曰,“请你们尝尝地道的美国风味”。李大使带我们出了使馆大门,走进了一家离使馆不远、门面很小的西式餐厅(美国一般西餐厅很少有很大的,规模都比较小,但比较温馨)。

    那一顿饭吃的是什么,现在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总的印象吃的很一般。但是,结账的情节却让我一直记忆犹新。吃完饭,大使把服务员叫过来结账,一个黑人服务员应声快步走过来,毕恭毕敬的来到大使面前,开口说道:大使阁下,您是我们的贵客,今天您的账单将免收税金.他边说,脸上露出真诚的笑容。那一刻,他那真诚、友好的态度,连同他那黑黝黝的肤色和由于微笑而露出来两排的洁白的牙齿,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我问大使,你是不是经常请客人到这家小饭店里来吃饭(我的言外之意是省钱),服务员都认识你了。李大使顽皮地一笑说,我只来过一次,没想到他能认出我来。

    我抱怨午饭吃的不好,要求补课。刚好那天大使晚上没有应酬,所以爽快答应,晚上到大使官邸招待我们。没想到,一直等到很晚很晚,差不多有夜里十来点钟了,大使才忙完。我着实饿得够呛(因为中午没吃饱),抱怨大使只顾工作,不顾朋友的死活。李大使笑嘻嘻的说,好饭不怕晚。 我们乘坐大使的汽车回到了官邸。快到官邸的时候,大使示意我们看官邸旁边的建筑物,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天线。我们大家心领神会,都没有说什么。大使却开口说,我和他们的人都熟了,我们经常相互打招呼。

    晚饭李大使真的下功夫了,让厨师做的甲鱼汤。大使说,这是官邸最高级的待遇,我将信将疑。吃完饭,我们一起打扑克,斗地主,几个人玩的非常开心,尽管大使不时会玩赖。我们离开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大使感慨的说,这是我当大使以来最轻松的一个晚上。这个我信。

2010-02-14

作为高级外交官,听起来非常神秘, 看上去非常显赫,而实际上他们的工作非常辛苦,压力非常大。而且他们的生活往往是十分紧张而单调,在我看来,有时甚至乏味。对于这一点,我本人也深有体会。李肇星常年在驻外使团工作,要么是团长,要么是馆长,作为最高级的外交官,是各方面关注的中心,因此,行动受到很大的约束,很不方便。按照国际惯例,作为一国大使,离开使馆所在地的城市去外地,要通报所在国政府,人家要知道你的行踪,美其名曰,要对你的安全负责。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大鸟。李肇星两次在美国工作期间(一次作为中国驻联合国特命全权大使,另一次作为中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了解到他的这些难处,偶尔我有机会出差去美国,我都会设法去看他,并千方百计让他轻松一下。

记得那好象是1994年夏天,是李肇星担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的第二年。作为美国各大学图书馆和国立图书馆中文图书的供应商,我去美国参加东亚图书馆年会,路过纽约。老朋友见面,分外开心,两人一顿神侃,但觉得很不过瘾,很想在一起多聊一聊。刚好那天是星期五,我就问他,明天周六能不能一起出去,找个地方散散心,换一换新鲜空气,他听罢大喜,连连说好。在我的安排下,第二天早上李肇星成功的从我驻联合国驻地的侧门溜出来,一猫腰转进一辆我找来的、破的不能再破的小汽车,一溜烟出了纽约城。我们高高兴兴地在外面玩了一整天,那情节至今记忆犹新。

那辆破旧的小汽车是我从我的朋友王健民那里借来的,他是中文《侨报》的记者。我头一天和肇星商量好,不能用太好的汽车,那样太引人注意。车上除了肇星、我、王健民之外,还有一个小女孩儿,我们公司驻纽约办事处的业务员小邵。汽车出了纽约城之后,一路朝普林斯顿开去。头一天,我已经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的馆长马先生联系好,我们要去他那里参观。汽车沿着宽阔的高速公路飞奔,车上的四个人一路有说有笑,好不开心。

作为马馆长的贵宾,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马馆长破例把许多珍贵的馆藏文物拿出来给我们看,包括于右任的手稿,好像还有蒋介石的日记。中午还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下午,我们又去逛街,在普林斯顿开车兜风,整整玩了一天。等到我们回到纽约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2010-02-10

在美国政府高层官员里面,科恩也算是一个强硬派人物。他这样一个美国军方高层人物,刀枪不入,水火不进,软硬不吃,如何被李肇星的诗所打动,到底是李部长的哪几首诗打动了他,所有这些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被李肇星的诗征服的不止是前美国国防部部长科恩一个人,还有许多人,其中也包括我自己。

李肇星的文笔相当不错,这一点,我早就知道。早在我们相识之初,得知我是出版社出来的,他就曾交给我一摞文稿,希望我帮助安排出版。那是他在驻外期间用书信的形式写给儿子禾禾的,文中有的记录了国外的风景、见闻,有的鼓励儿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报效祖国。不但文笔流畅、优美,而且情真意切,寄托着对下一代的殷切希望。从中偶尔也可以感受到他因长期不能在儿子身边而感到的的愧疚。可惜因为字数不多,不够一本书,所以出版社拖了下来,没能及时出版。后来,在他的催促下,我把文稿从那家出版社要了回来,他又补充了一些内容,另外安排出版了。

对于他的诗,说心里话我以前了解并不多,只偶尔在刊物上见到过一两首,没有留下多少印象。直到三年前春节期间我们两家聚会,在饭桌上他把刚出版的诗集送给我一册,还当场龙飞凤舞地的签上了李肇星三个大字,我才知道部长大人还是诗人。我因为饭后要开车,另外也没想到他的诗会怎么吸引人,所以没有像科恩那样,下了饭桌马上就翻开来读。好像过了好几天,差不多有一个星期,周末在家没什么事,想起了他的诗集,于是翻了开来。立刻,我就被他的诗吸引了。首先吸引我的是那首写给他小时候奶娘的诗(附后),然后是漂亮的英文诗…..我被震撼了。真想不到,作为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李肇星居然还有这样的文采。使我感到震撼的除了文采之外,更有他的赤子之心、博大胸怀和不变的本色。

文如其人,诗则更能反映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如果说作为朋友,我对李肇星有所了解的话, 那么对他的真正了解还是在我读了他的诗集之后。

附:李肇星的诗一首

奶娘

五十多年前,

我娘奶水不旺。

我闭着眼往你怀里拱,

一副怕羞,又无赖的模样。

你的胸膛好暖和,

乳汁又甜又香。

我吮得呱呱出声,

我长得白白胖胖。

五十多年后,

我终于忍不住,去看奶娘。

不记归程万里,

不顾两鬓泛霜。

又惊又喜的相见,

上上下下的打量。

抚着你干瘦、冰凉的手,

我为什么有些慌张?

我搬进了现代商楼,

你还住在简陋的矮房;

我用上了VCD和电脑,

你没听过电话铃响。

你的炕席怎么又粗又硬,

电灯只有油灯的亮光。

执手相看泪眼,

你真诚地笑了,

深深的皱纹堆满慈爱,

像我母亲生前一样:

“我比你妈福气多了,

多享受了几年不愁吃穿的时光。

往后电视要换成带色的,

脚踏车全家有了两辆。

小孙子夏天考大学,

将来要跟你一样。

听说你干得不孬哇——

为父老乡亲们争光……”

唉,我这么大了,

还是经不住丁点赞扬。

你一席话

恢复了我儿时的无赖——

我羞怯地把一兜子水果

往你怀里一推,一放,

可心却碎了,

受了一次受不了的震荡。

我的亲娘啊,

难道你的奶水还没有流干吗?

你不再丰满的身躯,

竟还如此宽宏、顽强,

还在为我,你的儿子

灌注精神的奶汁,做人的营养,

报国的力量!

2010-02-09

为了不迟到,前天(1月21日)下午不到六点,我就从办公室出来,开车去位于南河沿的皇城食府,参加李肇星的晚宴。建国门外下班的高峰时间车很多,各个红灯都要等。赶到皇城食府,已经6点半多了。幸好停车的位置还有,否则,更要迟到了。

我停好车,三步并作两步,冲到了16号包房,一进门连连说Sorry。我看到,该到的都到了,只有一个空位,在肇星的右侧。我和肇星的夫人秦小梅打过招呼,便在肇星旁边坐了下来,肇星则马上把我介绍给坐在他左侧的那位外国女士,说,这位女士是基辛格博士的前任秘书,跟随基辛格多年,现在下海,跟美国原国防部长科恩在中国做生意,最后还特别强调了一句:“她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们随即交换了名片。名片上赫然写着,美国科恩集团副总裁,克里斯蒂,维克。

克里斯蒂看上去五十岁出头,个子不高,但皮肤洁白、细腻,风度极好,一看就不一般。因为大家都是朋友,所以无拘无束,饭桌上你一句我一句,谈笑风生,好不热闹。我说,李部长人缘好,到处都有朋友,克里斯蒂马上接过来说,的确如此。然后,她便讲到了她的老板,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如何从对李大使敬而远之、见到****就发憷,到喜欢上李大使的故事。

她说,前两年她陪科恩到中国来检查公司的业务,来到了北京,李肇星当时是外交部长。听说老朋友克里斯蒂陪科恩来了,李部长本人在美期间也多次同科恩打过交道,所以打电话给克里斯蒂,说请他们二人吃午饭。克里斯蒂和科恩一说,科恩连连摇头,一脸苦相。克里斯蒂问老板何故,科恩连说,李肇星厉害,太厉害(He is tough,really tough,very tough.),很难对付。克里斯蒂听老板说自己好朋友的坏话,不能认同,于是立即反驳说,李肇星是我的好朋友,他人非常非常好,你不了解他。科恩争辩说,他在任期间,曾经多次同李大使打过交道,每次李大使态度都十分强硬,不留余地,让他感到十分头痛。克里斯蒂一面学着科恩的话,一边模仿着科恩脸上的无奈表情,惹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

她接着回忆说,当天在饭桌上,尽管科恩心有余悸,但场面上大家还都是以礼相待,气氛倒也说得过去。午宴结束时,李部长送给了科恩一本他自己刚刚出版的诗集,并在上面签了名。出了宴会厅,坐进汽车,科恩随手翻开了李部长的诗集。这一看不要紧,科恩放不下了。一路上,他一页接一页的看,直到饭店下了车,他还在看。看来,他是被李部长的诗打动了。

克里斯蒂接着说,那天晚上是政协副主席成思危宴请,宴会上,大大出乎克里斯蒂的预料之外,科恩的讲话中多次引用了李部长的诗句。从那以后,科恩完全改变了对李肇星的看法,还主动同克里斯蒂说,李大使是代表他的国家。听到这里,李肇星补了一句:科恩也是代表他的国家。

2010-02-07

由于年底、年初,各种事情很多,手忙脚乱,加上关于网络文学,我心里想说的话也说的差不多了,所以已经连续几个星期没有再写博文。有的网友问,为什么不写了。十分抱歉。

前天下午(1月20号),我和盛大文学海外部总监张丽萍、盛大文学无线公司总裁齐小石正在汉威大厦办公室的会议室接待诺基亚美国总部来的客人,洽谈双方未来的合作,突然手机铃声响了。本想说对不起,正在开会,一会儿我打过去,一听原来是老领导、老朋友李肇星,于是只好和客人说对不起,接一个电话。

我是1988年12月底在外交部为外国驻华使节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上第一次接触并认识李肇星的,一晃已经20多年了。他当时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我两个月前刚从东北调到北京,做新闻出版署外事司(现对外合作司)司长,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后来,新闻出版署接待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他撰写的那本《长征》一度在西方很流行,成为畅销书)访华,经常要请示外交部新闻司,所以后来相互之间混的比较熟。

20多年来,除了工作上有时接触之外,我们更多的还是作为个人朋友之间的接触。那时候新闻出版署还在老地方,东四南大街85号办公。由于刚调到北京,家还没过来,所以我一个人经常住在办公室。李肇星家当时就住在出版署后面的报房胡同,离我的办公室只有百米之遥,穿过胡同就是。加上当时肇星的夫人秦小梅外派,在我驻肯尼亚使馆工作,就他一个人带着儿子禾禾在家,所以,偶尔下班后或者周末有空,他会跑到我的办公室来坐坐,一起侃大山,多数是听他讲外交方面的故事。

在肇星两次驻美期间(一次作为驻联合国大使,另一次作为驻美国大使),每当我出差去美国,都会专门留出时间去看他,期间还发生过许多有趣的故事,以后我会慢慢写出来。我在新加坡使馆工作期间,作为外交部长,我的大老板,他几次来新加坡访问,也不断见面。2004年我从新加坡回国后,又回到北京,联系更多了,时常会接到他的电话,多半是一个简单的问候,或者请我作为个人朋友,参加款待他的朋友(多半是外国朋友)。由于他的电话总是突然袭击,很少有提前量(领导忙,难怪),所以饭局有时候无法参加,好在他也从不怪罪。

那边电话里他说:“请你吃饭”。“哪天,还有谁,在哪,几点?”,我在这边问。这几乎是我们两个人每次电话的固定模式。

“明天晚上6点,皇城食府16号。还有小梅和一个美国来的朋友。”他答。刚好我昨天晚上没有安排,于是我说:“好,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