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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后,虽然大家都回家心切,但是我们还不能马上离开北京回东北,因为在北京还有些事情要办,其中包括到出国人员服务部购买免税商品。

前文曾有交代,医疗队员们在国外期间的补贴是以美金发放的,虽然数量有限,但毕竟是外汇,可以在外经贸部的出国人员服务部购买免税商品,这是外交官和援外人员才有的待遇。

第二天,我们来到位于安定门外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在那里挑选商品。可供选择的品种不是很多,加之我们每个人的外汇数额有限,所以很快便各自买好了自己的东西。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我主要买了两台飞鸽牌自行车,一台28式男车,我自己用,另一台26式坤车,给夫人;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剩下的钱买了几米蓝色的涤卡(当时涤卡是好布料,在外面很难买到)。

买好免税商品后,我们打好包,提前一天到北京火车站办理了行李发运。第二天,大约是1980年12月27—-28号的样子,具体日期记不得了,我们一行几人乘坐卫生部提供的面包车前往北京火车站,准备坐火车回吉林。汽车一上东长安街,便听到急促、刺耳的警车声,同时,可以看到一辆又一辆救护车拉着警笛,呼啸而过,向西开去。我们都感到很奇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汽车还没有开到站前,前面的路就封锁了,无奈,我们在离车站很远的地方就下了车。下车一问,才知道,刚刚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发生了爆炸,有人死亡,多人受伤。

我们一行拖着随身携带的行李,步行来到火车站,发现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几个人才挤到前面,但是,候机大厅的们已经被封闭,禁止乘客出入。无奈,我们又从人群间挤了出来。经过简单的商量,我们决定从员工进出口上车。来到侧面的员工通道,我们出示了车票,详细说明我们从非洲援外归来的情况,工作人员看我们身上带来的鸵鸟蛋,知道我们说的都是实话,于是一挥手让我们进站。我们道了声感谢,便匆匆忙忙地登上了开往吉林的火车。

在吉林市火车站的站台上,我见到了阔别三年的夫人和两个孩子。吉林市卫生局的领导很细心,此前专门派车把她们从新站接到吉林,以便我们一家人能第一时间相见。望着眼前清瘦的夫人和两身型单薄的孩子,我的鼻子一酸,眼泪不知不觉溢满眼圈。为了支持我援外,两年多来,她们三人在家里不知吃了多少苦,我为此深感愧疚。

吉林市卫生局有关领导出面为我们接风,为我们准备了丰富的佳肴,大鱼大肉,满满一桌子。我高兴地夹了一块红焖肉放到嘴里,突然觉得又腥又臭,很难下咽。这使我意识到,我已经差不多三年没有吃猪肉,已经不适应猪肉的味道了。

回到新站,我唯一的感觉是冷。身上冷,屋子里冷,到处没有暖和的地方。这也难怪,我在热带非洲已经度过了将近三个年头,回到中国东北又正值寒冷的冬季。我托人买来羊皮,让夫人用我从免税店里买来的蓝色涤卡给我做了一件羊皮大衣,但仍然无济于事。那一冬,我一直在寒冷中度过。直到两年以后,我才慢慢重新适应东北的冬天。

我回国后不久,医院人事科便通报说,收到了吉林人民出版社发来的商调函,调我到出版社工作。一周后,吉林人民出版社人事处处长孙少凯便来到医院协助我办理调转手续。新年一过,我便来到位于长春斯大林大街102号(现在叫人民大街)的吉林人民出版社上班。我在长春工作了八年,于1988年10月调来北京。

结束语:

我的非洲回忆录《援外手记》到这里就结束了。在此,我再次感谢广大读者对我的的关心和支持,同时,衷心感谢新浪网提供了这样一个优秀的平台。希望曾经一起援外的同事能读到这些文章,共同回忆我们在非洲度过的日日夜夜。如有遗漏,欢迎补充,不准确的地方,请给予修正。如能通过这些文章,找到已经多年失去联系的、那些当年在非洲一起共事的朋友,我将万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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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条评论

  1. 那个年代的援外生活多么艰苦,但又多么充实!向周总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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